所以，这样的解释既不精准，也不完整，基本上是不能成立的。
己之才行有余，于人常持谦退，不敢尽其才行以过于人。故而我们可以看到郑注中从见君到下止也，其主语皆是孔子，并非雌雉。
【6】东汉王充便在批判西汉经学时提到当时流行的神恍惚无形天地之间，恍惚无形，寒暑风雨之气乃为神【7】等观念。道家的至人、神人是无待的、无与的，而儒家的圣人不会那样地无待绝缘，抑或是独化。因时凤皇至，故以喻焉。此处亵事一语为郑注所常用，如同篇吾少也贱，故多能鄙事……吾不试，故艺章，郑注亦云：问夫子圣人得大道，于亵事何其多能，多能者则必不圣……言天纵大圣人之心，既使之圣，又使之多所能……鄙事，家人之亵事……试，用也。既竭吾才，如有所立卓尔。
【9】这也意味着，在郑玄看来，圣人之所以为圣人的天生之德必然关联着政教层面的制作礼法，圣人以立法度为大事【11】。但是从西汉的毛传来看，并不以梧桐指涉王者，反推之，毛传也并不以凤凰指涉贤者。当时领导人物如胡适之先生，在其英文本先秦名学史中，宣言他打倒孔家店的两大战略，第一是解除传统道德的束缚，第二是提倡一切非儒家思想，即诸子百家。
并且中国的反传统运动，已较欧洲落后了四个半世纪，于是在此过程中，不能不多出许多夹杂。平常确是平常，但只要你能体会得到这种平常，你才算对于中国文化摸到一点门径。一般士人，为了做官而谈政治，决不能构成政治学。此一说法的问题是在于其所谓对经有研究的是哪些人？其有研究是自己觉得，还是社会公认。
群雄并立，利用群雄好风好雨的间隙，大家还可以选择较为适合的环境以自鸣其说。所以说这种话的人，只算是说明了他的态度，不算说明了他的理由。
并且凡是反什么的，都以为自己是研究了什么，不然便无从反起。一是他的红学（红楼梦之学），也给当时青年男女以情绪上的满足。西方文化，自希腊以至近代，都是由社会财富所培养出来的。欧洲近代的开头，与反罗马教会一起的是反封建。
这两根脊梁，都常要求从文化的道德性与一统性中得到解放。说也奇怪，中国对于自然科学之向往，乃至在实际上稍有成就，皆出之孔孟之徒，如曾国藩、李鸿章、张之洞等，其事实皆斑斑可考。或分别插入国文公民中，而将现在课本内许多无聊的东西抽掉，按其内容之深浅，分别在高初级中学中讲授，更于历史中加一点经学史。由此，亦可见当前知识分子对于文化本身的问题，也缺乏一种谨严认真的态度。
一切大宗教的经典中，都混淆着许多神话。（《朱子语类》卷八一，黄卓录民之于君，聚则为君臣，散则为仇储，如孟子所谓君之视臣如草芥，则臣视君如寇仇是也。
至于一般读经问题，我认为在小学中应有若干经的故事，应选择若干切近而易了解的经中的文句，作学校中的格言标语，于周会加以讲解，使受了国民教育的人，知道中国有经，有圣人，有切身做人的道理。我记得民国十年有位刘子通先生到湖北来传播新思想，先讲心理学，大家无所谓。
1952年9月12日原载《徐复观文录选粹》学生书局2013年版 进入专题： 读经 。但从另一方面说，也可以招来知性的沉滞。但中国没有赶上这一幸运时机。同时，欧洲之反封建，有僧侣、领主、贵族等具体的对象，当时并没有提出那是封建思想，因而反对之。不与现实政治发生关系，即为隐之士，假定对政治有所不满，便有随时被指为叛夫之虞。真正说起来，以五四运动为中心的反传统主义者，实以想改变社会生活习惯，社会生活秩序为内容的。
当然，社会的本身，对文化也有制约的作用，但这种制约是分散的、间接的、弹性的。换言之，也可以招来生命力的束缚。
中国真正研究自然科学的人，纵然对传统毫无兴趣，但谁也没有因此而受到压迫，或有被压迫之感。主张革新的人士，只要求传统向它投降。
问题是在两种相反的材料中，哪一种与经的本身有必然的关系。经是古书，所以今日不宜读。
而反对宗教的人，也不会拿这些神话的成分作反对的重要理由，因为这不是宗教中心问题之所在。此系儒家对君主之基本态度，但此一态度能尽量发展吗？）然结果都受到政治之打击与束缚，其基本精神，不能继续下去。认为传统投降了，一切便得到解决。传统投降了，却对传统无法收容，觉得只有尽坑降卒四十万，才妥当而痛快。
能够形成一个传统的东西，其本身即系一历史真理。近代基本精神的动力，一是为知识而知识，一是为财富而财富，这才是近代文化的两根脊梁，尤其是后者。
纵使他们在名物训诂上有不及清儒的地方，但这都无关宏旨。有的先生以个人的兴趣，在几点钟的功课中，强学生以校刊考据之业，真是于义无取。
考据校刊，乃专门之业，与经之大义关系不大。新地理之发现，新技术的发明应用，都鼓励并保障了财富追求者，使其能冲破潜在人心之内及人心之外的各种限制，一往直前，把辉煌的产业，摆在社会面前，使当事者满足，旁观者欣羡。
是否由此可以得出读经即妨碍了政治才能的结论呢？是否中国历史上凡鄙薄儒术的个人和朝代，即在政治上有了成就呢？统治者可读经以作个人修养，是不是经仅是统治者的工具，与一般人无干？或统治与被统治者完全是两个对立阶级，而无人性的共同点，所以宜于彼者不宜于此呢？更重要的是我们对读经问题，应有一社会文化的观点，不能完全粘贴在政治上面。第二，有人举出经中许多现在不可实行的事情，如丧祭之礼等，以证明经之不应读，其实，每一文化精神，常是通过某一时代的具体事件而表现。传统是由一群人的创造，得到多数人的承认，受过长时间的考验，因而成为一般大众的文化生活内容。但经在今日的文化中决难居于独占地位，则如何去读，当然也值得认真研究一番。
此种说法，必须先接受马克思的一个大前提，思想完全是由生产关系所决定。中国的反封建，缺少社会性的明确对象，却直接指向中国文化中心的经上面，其与欧洲反封建的意义，自不相同。
而现实政治对文化的干扰，则是集中的、直接的、强制的。此一历史事实，应当可以供指经为封建思想者以反省。
如坏的僧侣与教养有必然的关系，则教养将随僧侣而俱倒。反宗教的一定是研究了宗教，反资本主义的一定是解剖过资本主义。
